「口罩代表著他者性、集體性、共同體、休戚與共，甚至是「中國」醫療現代性的象徵。「今天在香港，如果在公眾空間沒有戴口罩，你會被汙名化與遭受歧視，不只是因為人們會害怕你是潛在的病毒散播者，也因為代表著你並沒有肩負著公民的道德責任。」（bricoleur 忽然我想起你的臉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08）
雖然這段話在講香港，但是我想，瘟疫之下台灣的情況也差不多的。而這樣的社會互動，或許正塑造台灣成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瘟疫之下的台灣共同體意識如何形成
我喜歡作者在文中提到「瘟疫的共同體」的概念。在瘟疫中，每一個人都是可能的傳播者與受害者，因此瘟疫中的社群相處之道是很重要的，共同抵擋瘟疫也大量倚靠人民的公民意識。因此，瘟疫也可能成為社群，甚或國族的共同信念，以政策所達之處為疆界，透過媒體與網路形塑出一個不可能認識全體成員，卻一同面對重大挑戰的共同體。若以國族的觀點來看，瘟疫更減低了國族與個人的中介者（民族、種族…）的影響力，尤其是在政府有效防疫的地區。
例如，台灣的公民有口罩使用，並非來自「漢人」（種族）或是有錢人（階級，雖然有錢人可能真的可以有管道得到更多口罩）等身份，而是共同作為台灣人的身份，在政府的規劃下，可以購買平價口罩。這塑造了身份的邊界。
而身份的意涵，則在瘟疫中的不斷敘述，不論是媒體的報導、政令的宣傳，或是在社會互動中的互相提醒，都令我們重新想像、詮釋「何謂合格的台灣人」。在公眾討論中，也逐漸浮現了一些定義。台灣人不應當是「長期旅居國外，有事才回來的」、不應當是「不顧危險前往外國旅遊的」、不應當是「從事性工作等受到污名的行業的」。對很多人來說，台灣人必須是乾淨、守法、熱心，然後我們才能憤怒我們受到國際打壓的一群人。我認為，在這個契機，開始討論國族的意涵是好的，比起威權時代的由上而下的對於中國人的單一定義，討論台灣人的身份本質，是公民民族主義的嘗試，了解何謂台灣人共通的價值與信念。
共同體的排他性與污名的強化
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大眾詮釋「好的」台灣人的方式，是帶有強烈排除性，甚至再次強化社會的不平等。當我們感受到他者的危險性而欲劃下我群的界線，我們傾向忽視邊緣社群。我們譴責沒有口罩的人，雖然很多障礙者不見得有辦法出門/使用手機程式買口罩。我們譴責性工作者，在關閉酒店的同時，也把對方妖魔化，不去思考是什麼樣的污名使患病的性工作者試圖隱瞞工作。
我們在想像「台灣」是什麼的同時，經常我們想像的是一個侷限的台灣。這樣的公民國族主義所想樣的台灣公民，只想要有思辨能力、反對極權、中產、性關係單純的男男女女，作為公民的一份子。但是，我們在疫病中不可忽視的是，若真的要想像出所謂台灣的共同體，那些所謂無知的、骯髒的、淫蕩的、不道德的，那些「他們」的命運與我們是相關的、交互影響的。即使不以普世人權的角度解讀，也必須以社群共同福祉的角度去思考台灣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多元異質。而那些受污名、受忽視的群體，會被整合進共同體的想像中嗎？或是他們想像的共同體處於邊緣位置，有沒有可能藉由自己的能動性拓寬共同體的想像？還是他們就這樣被漏接、被失聲最後默默消失在敘事之外，甚至有意的被整個體制排除？
我想，這是我們共同目睹瘟疫的共同體建立的過程，也可以一同觀察，甚至參與整個機制的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