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記得那是週五晚上，我去了不好玩的搖滾派對，我的隱眼在痛、然後夜店裡都是些中年白人男子，跟我想像的搖滾另類文化完全不同。我跟我的台灣好朋友十一點就受不了，從Proxima夜店裡面走出來。
說到Proxima夜店，那是另一個有趣的故事。Proxima在學校裡面，是認真在校區裡面，離宿舍走路只要一分鐘。所以只要那邊有派對，宿舍就會聽到蹦蹦蹦的音樂。但那也是我唯一會去的夜店，因為我不喜歡喝酒之後還要在寒風的夜色中等公車回宿舍的感覺。
我陪台灣朋友等公車之後，就傳訊息問Pasha要不要喝酒。我已經pre-drink一輪了，在他的房間，我們開了燒酒。他倒是沒怎麼喝。他的理由是 — — 他們俄羅斯人喝酒的習慣是不一樣的，如果要喝，就會喝到爛醉。而要讓他爛醉，那個酒精量是我難以想像的。
其實對話如何開始，我已經不記得了。我只記得他跟我說在戰爭發生的那天，他如往常去了實驗室。但他沒有做實驗，他就是坐在椅子上發呆。一個小時後，他的同學問他說「還好嗎？」，他的眼淚就一直掉下來，然後他說「我覺得我沒辦法工作了。我得回家」。
他說後來的那一年根本是地獄。在烏俄戰爭之後，俄羅斯人要拿到歐洲簽證非常困難。但他還是發抖著通過了華沙大學博班的面試，然後千辛萬苦來到了華沙。在華沙，他以為會有新生活，但是新生活從未到來。第一年他幾乎沒有交到朋友，而他以為是朋友的人則不斷消失。歐盟的居留證遲遲沒有發下來，而他活在隨時有可能要被送回俄羅斯，會被徵兵或逮捕而死的恐懼之中。
在這一年，他說他幾乎發瘋。他懷疑自己是不是還活著，還是已經死了，只是軀體還在世界上。但是在這樣的狀況下，他瘋狂工作，拼命產出成果來證明自己是有價值的。但他想要與這一切脫節，他想要不再是俄羅斯人，他想要證明這一切都可以跟他無關，然後他會成為頂尖的科學家。而他說是遇到我才開始發現自己還活著。
可能是喝了不少，我就跟他說，我覺得一切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是不正義的。我跟他說，你沒有瘋，你是被壓迫。被壓迫跟瘋狂是不一樣的。而他是個想要保持清醒跟善待夥伴的好人。
然後話題繞來繞去，不知道為什麼話題到了我身上。到這個時候，我談自己都談得不多。只有第一次在十樓的陽台，我簡短地談了香港的運動經驗，幾乎哽咽，他握著我的手說 “I’m sorry this happened to you. But you are brave and you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於是我又講起香港。在反送中發生之後，我一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我沒有辦法與這一切脫離。我的運動、交友、研究，全部都往香港議題裡面栽進去。可是我真的好累，但這點我倒是跟他一樣，我以為研究可以解決所有個人的問題，所以我一直告訴自己，不管發生什麼事，只要可以一直做研究，我就會活著，我就會逐漸可以面對這一切。
直到遇到他，我才發現我需要的可能不只是研究，而是我得先活得像個人。我得看到我自己，而不是一直盯著自己的產出，然後期待某天有了發表之後，我會有個慶祝的派對，然後我心裡的困惑、痛苦與無力感就會自動解決。
然後我開始痛哭。真的是蜷縮在他的床上開始哭。我只能擠出一句 「I’m sorry. 我知道你也在經歷很困難的時期，我不應該這樣」。他握著我的手跟我說「不要為了哭而道歉，你也經歷了很多。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最好的朋友一直陪著我，而我也想要為了你在這裡。你要記住，你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但是你做的事情非常困難，而你也沒有躲開。但是你啟發了很多人，而且你對我、還有你身邊的人都很重要」。
然後我繼續爆哭。一切的一切都浮上腦海，尤其是我如何透過大量的工作，尤其是社團、運動與研究來麻痺自己。但是我越來越走不下去，越來越沒有辦法談香港。我一直覺得是自己的錯，直到我終於發現不是我的錯，而是我緊繃太久了。
那天直到早上六點，彷彿可以看到清晨的微光，我們才決定去睡。而睡醒之後，長期壓抑的痛苦如浪潮一波波襲來，我簡直沒有辦法起床。（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