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社運專題課程的導讀筆記之二。此篇文章旨在討論人們如何克服文化與社會的阻礙，提供一個在西方社會中普遍的解釋 — 究竟人們如何說服自己與別人去改變社會契約呢？
這篇文章，對於我去理解為何人們會參與社運，而非把反抗不義視為理所當然很有幫助。心理學甚至精神分析的視角，雖然在今日的社運研究很不主流，但是作者試圖從多個角度探討的過程也十分有趣。
一. 社會層面
整體來說，個人要在社會的層面上達成改變，必須先開始質疑整個社會的認受性 (legitimacy) 。不同的政體有不同的社會契約與弱點。
個人必須減弱、甚至破壞統治階層正當化統治的理由。比較溫和的個人會指出統治階層並沒有達成他們所聲稱他們會做的事情，因此統治階層已經違反了社會契約，因此個人需要改變社會。比較激進的說法則會指出統治階層並沒有對社會有任何用處。
例如：在神權政治中，反抗者可能會聲稱巫師得到了過多的物質報酬；或是巫師沒有成功的確保豐收。在貴族/軍閥政治中，抗議者可能指責統治階層沒有像他們宣稱的一樣帶來勝利；較為激進的質疑則以理性主義與物質主義質疑軍事英雄主義的邏輯。不過在此種政體，國家以暴力與暴力帶來的恐懼統治，可能也是最難反抗的政體。在財閥政治中，抗議者則會要求財閥政治的統治階層把財富運用在社會認可的目標，若財閥政治的穩定性非來自經濟的剩餘，而是廣大底層人民的付出，則它的認受性極易受到質疑。福利官僚主義可能遇到的挑戰則是現代化的菁英被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指責，認為統治精英沒有真正帶來福利，而是成為新的主導階層。在工業發達的國家，抗議者要求實行公正的分配，或是更激進的被質疑累積與工作的邏輯作為普遍社會運行邏輯的合適性。
以上的這些挑戰政權的論述都是可得的結構的資源。這些資源提供了受苦的道德權威，並製造了有效的政治身份。而政府或社會分工可能會有意或無意的瓦解此種政治身份的團結。
二. 文化層面
在文化層面上，能夠解釋譴責對於自己的壓迫是很重要的，為現在的壓迫提出新的診斷跟解方，因而製造受壓迫者的核心認同是很重要的。雖然有一些人會質疑受壓階層是否真的理解並在乎重塑認受性規則。不過根據人類學的資料，從古代的農民與工匠的反抗就是有一些社會組織的概念。因此，反抗跟社會網絡很有關係，能否連結受壓迫的族群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三. 道德自律與人格特質
過去認為反抗是因為痛苦變得不可忍受而起的，但如前一章所述，人面對痛苦可能也會變得麻木。因此，人會反抗的心理特質應該是有靈魂裡如鋼鐵般堅毅的部分。作者試圖用心理學去解釋此機制。作者認為道德自律不是自我耽溺或是放縱自我，而是包含道德勇氣、道德知能以及道德創新力。
1. 順服/反抗權威的實驗
Asch的線段量測實驗，要求實驗者辨認哪一條線段跟範本線段一樣長，但是只有一名成員是真正的受試者，而其他人都是安排好的人，或說出錯誤的答案。有三成人會屈服同儕壓力，說出錯誤答案，而實驗者發現如果提供同伴的支持，有其他人抵抗壓力說出正確答案，受試者也會傾向說出正確答案。
而 Milgram 進行了電擊實驗，發現人們在「單獨、面對看似善良的權威（科學）、假使自己不會造成他人永久傷害」時，很難反抗權威。不過如果有同儕的支持、或是可以察覺到受害者的受苦、或是指令者不在場，人們就比較能夠反抗權威。
2. 大眾媒體的影響
有些人會擔心媒體是否會毀壞獨立的道德思考能力。但許多研究認為人並沒有被媒體主導。大部分人並沒有很在意媒體的內容，人們還是傾向從自己的親身經驗中發展政治觀點。而對於政治有興趣的人則會聆聽對方的觀點，或甚至可以接受或忽略意識形態的衝突，例如一些天主教的工會成員一樣。
3. 成長過程的影響
針對成長過程如何影響一個人是否會反抗，不同的心理學家有不同的觀點。
- 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認為理性利他的人格來自持續、有原則、充滿愛的撫養過程；高壓的父母會造成道德發展退後。不過後來也有很多說法反對這樣的論點。
(2) 皮亞傑/柯爾伯格
兩人皆強調道德發展的階段論。他們認為道德自律跟智慧是有關的，智慧越多、年紀越長，道德自律的層級就會越高。
四. 佛洛伊德式解釋
佛洛依德式的觀點著重解釋「革命家人格」是什麼樣的。作者指出，此種人通常包含
- 高度的自信與基本信任：母親能在口腔期滿足他們的需要，因此養成自信、信任的人格
- 自律性：這來自肛門期良好的如廁訓練，所以不會過度懶散或壓抑
- 特殊型態的超我：在成年前沒有解決的強烈伊底帕斯情結，在政治機會存在的領域中存在。但作者也指出對於很多貧窮、受壓迫的群體來說，沒有認同危機的奢侈。Robert Coles研究貧窮背景民權運動參與者，發現幾個不符合佛洛伊德式解釋的特點。這些參與者不需要複雜的心理機制來察覺憤怒，而是對於不公的憤怒本來就存在，需要共存。另外，有些參與者是在這個白人主導的世界得到有限度的成功，而對於自己的特權感到有罪惡感。有些人則是看到一些悲慘的例子而決定站出來。Coles認為沒有特定的人格類型可以解釋站出來的人的不同，不過他發現最理想主義的人似乎最缺乏應對與適應危險的機制。
參考資料：Moore, Barrington J. (1978)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New York: M. E. Sharpe, pp.49–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