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薇安、黃治平
在反送中的催淚煙霧裡，也有台灣人的身影。台灣人在反送中的故事，卻在台港論述中的夾縫被遺漏了。到底為什麼會有台灣人如此無懼的前往激烈的抗爭現場？對這些台灣人而言，為什麼要如此支持香港？在運動之後，他們在台灣又做了些什麼？在2/28的 clubhouse 「二二八大抓捕、政治創傷與集體記憶」中，一位來自台灣的記者說出了她如何投入香港抗爭的經驗。
Kathy 本來在中國工作，在太陽花運動之前，也曾經擁抱中國的市場跟看似的無限可能。但是在中國的經驗使她看見在中國，有理想抱負的青年如何變成順民。她說：「當你在質疑的時候，黨會集體消滅你的想法」。而在這之後，台灣人前往中國陸續「被消失」，更加深她對中國的不信任。
而在回到台灣，參與太陽花學運的過程，她感受到台灣與香港的相互支援，也認為太陽花運動啟發了日後香港的雨傘運動。而她將反送中運動與台灣的關係，視作香港抗爭者擋在台灣受到中國侵略的前面，進一步促使台灣人投票，阻擋親中的國民黨取得政權。因此，她感受到身為台灣人，有很深的責任感要支援港人的抗爭。
在抗爭初期，Kathy 在台灣舉辦了很多座談會，但對於來的人數不多感到失望。而從六月開始，陸續在香港有多位義士為了運動而自殺。她覺得很心痛。「覺得台灣人是無法感受到香港的情緒的。那麼多人認真去做報導，但是還是覺得很多台灣人完全不會關心。那時候有六個八個用自殺的方式在反送中，如果香港人只是想要討糖吃，他們不可能會用自殺的方式來抵抗極權」
當時 Kathy 去香港，一方面是想要拍現場第一手的資訊給在台灣仍然漠不關心，甚至反對香港反送中的周遭的人看；另一方面，她看著香港抗爭者陸續自殺的新聞，很想帶著台灣這端的希望去到香港，跟抗爭者們說，沒有這麼絕望，在台灣、在國際有很多人都很關心香港，不要再自殺了。
她說，是去了之後，才真正了解香港人的絕望。她有記者證，也始終以記者的身份站在現場。但是警方的催淚彈一直朝她襲來。有時候就算旁邊都沒有示威者，只有她作為記者站在前面，警方還是把催淚彈直直的朝著記者丟去。有次她與香港的記者們走散之後，警察甚至有次在拉開她的防毒面具之後，再向她的方向丟擲催淚彈。
「我第一次被警察打。真的，去香港之後，真的被警察打之後，然後去訪問了那些抗爭的弟弟妹妹、那些記者、醫護，我才能真正體會香港人的絕望。我是帶著希望去香港，帶著絕望回來的。」
帶著絕望回來，她更加努力想要讓台灣人記得與理解香港。她好怕，台灣人很容易忘記傷痛。「我的想法就是跟台灣跟國際宣傳這個絕望的事實 — 你把主權交給極權國家的時候，你不管做了什麼都沒有人能夠來幫你」。因此，她拍片、開直播、宣傳展覽，但是也在留言被抨擊，被批評想紅。
Kathy 沒有放棄：「我能理解為什麼香港有分裂 — 像是勇武和和理非。但是你看，他們這次都站在一起。只要他們還沒有放棄，我們作為支持香港的人就不應該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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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望的時代，不能講的時候，就用寫的吧。在 clubhouse 上，也是做媒體的學長傲天，在房間中講述作為台灣人，認知到二二八事件不只是肅清的開始，更是在解嚴後社會分裂的重大因素。即使看似不可凹曲的事實，官方也會有一套粉飾太平、避重就輕的說法，需要透過不斷地挖掘史實、建構詮釋才能抵擋的。
「所以就留下所有的資料吧。如果可以的話，也寫，寫自己的故事，寫你看到的故事。這些資料，或許有一天都會有用的，都會幫助以後的人了解現在的真實」。
我們也是這麼想的。我們也努力做著紀錄者，做寫字的人。不管是運動發生時寫此岸的著急、憤怒與難過，或是後來開始寫身邊的人的故事。我們也發現，在白色恐怖壓下，媒體與抗爭都被迫噤聲的時候，好像即使在台灣，沒有那些前輩寫作的範例，沒有集體建構論述的氛圍，即使只是寫自己周遭的故事也覺得乾涸。
但是在照顧好自己，避免心力耗竭之外，希望我們還是有辦法可以走下去。即使實體的香港只會離我們越來越遠，可是在這樣港人離散的時代，在每一個地方，都還是可以建立跟香港的連結。我，我們，香港人、關心香港的人，都得要找到適合這個時代的方式，一起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