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薇安、黃治平
昨天在 clubhouse 談「二二八大抓捕、政治創傷與集體記憶」。房裏多是香港人，而作為台灣人開了這樣華語主講的房，能夠聆聽香港世代之間的對話，是悲傷的、卻也見證了香港人還在繼續思索抗爭與未來。
「之前會想要在自己的學校做一些公民教育之類的，想要找一些前輩，其實也不算很大的前輩，就是一些哥哥姊姊這樣子。但是現在也不能做了，因為這些哥哥姊姊都在今天被捕、被起訴了。我們的活動、傳承都被這些突如其來的事件打斷。以前這些哥哥姊姊都會鼓勵我們，告訴我們是這個世代的接班人，要繼續走下去。但是沒想到他們就這樣消失了。」
這是一個香港高中生在Clubhouse，用緩慢、堅定而悲傷地跟我們說的。他的聲音聽起來挺成熟，不像高中生，但他叫社運的前輩們哥哥姊姊、也叫房內的所有討論者哥哥姊姊。讓我想到我看到的那些來港研的高中生們，總是「學姊，不知道可不可以請教你一件事」，充滿理想而有點客氣、甚至羞澀的聲音與態度。我想起太多臉孔，太多有衝勁的無懼臉孔。
但是我知道我的學弟妹們可以期待長大，長大之後，他們的理想跟熱情就會有處可去，他們會在社會的各處閃耀，也可以成為抵抗不義的中堅。但是我知道在香港，他們背負著運動的種種傷痕長大之後，只會進入長長黑夜。高中生阿弟的「哥哥姊姊」們的都被抓走之後，就是他要出來了。而他甚至還沒長大。
在我還在想像對於這樣的中學生來說，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未來，一位香港的阿姨即接著發言。她說，就算平日都要工作，但是都一定抽空去法庭旁聽反送中的案件。她哽咽地說，年輕人已經犧牲太多，不要再出來了。整間房間，是一片不知說什麼的空白。阿姨停頓許久，用不甚流利的國語說：「抱歉我講了那麼多。我很少有一個平台可以跟香港的年輕人說話。我有朋友是很大年紀的。但是他們有在做很多的事情，我們不會不記得、不支持年輕人的。我只是不想要年輕人犧牲那麼大又改變不到什麼，所以不要再出來了好不好…」
高中阿弟在短暫的沈默中回答：
「我們現在不退縮是因為我們已經經歷太多了。我們對警察的仇恨是你們永遠無法想像的，你沒有看到警察對我們的戰友做了什麼事情。現在站出來就是承繼戰友們的精神。我們會想，為什麼明明都是在運動受了傷，我們卻跑得比較快，而被捕的是他們？為什麼為什麼我們做一樣的東西，但是他們剛好被洩漏出去，就被捕了？為什麼不是我？」
「站出來，是因為有太多的愧疚。為什麼被捕的是我的戰友，不是我？ 我們站出來的，都已經下定決心了，希望妳繼續支持還在反抗的人」
兩個素未謀面的香港人，彷彿是一場世代的對話。好像子女離家前在跟父母告別，又好像一個世代堅決的扛下上個世代所留下的重擔。
反送中的報導中，也曾談及世代抗爭方式的差異、也談過社會運動的創傷、也談過反抗的無望與堅決。可是對於不在現場的我們而言，那是故事、那是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在國安法壓下之後，報導少了，抗爭的敘事少了，只剩下那些移民與流亡的故事。
但是在深夜的語音軟體中，我們看到香港抗爭的心尚未熄滅。他們都不是檯面上有名的人，他們不是報章雜誌上「時代的面孔」。每一個平凡又不凡的個人，只是在各自的位置上，背著時代的創傷敘事，背負著擔憂、罪惡、虧欠，卻又不願放棄的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