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is article,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a country is, what a national identity is, and whether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choose to give up our national identity. How can we distinguish between a regime and its people? …

As a person who is different from society’s expectations, it’s very difficult to live like yourself. But Pasha told me that the university campus is always a relatively safe place, and I agree. For us, apart from the difference in thinking patterns, gender identity is also a difficulty. Especially for…

This is a very long paragraph, and I want to preface it with my intention of putting it in. I’ve talked to several Taiwanese friends,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Autistic. We’ve often wondered how we can interact/include, how we can set boundaries, and how we can communicate with other autistic…

I always remember it was a Friday night, I went to a bad rock party, my eyes hurt, and the club was full of middle-aged white men, nothing like the rock alternative culture I thought it would be. …

Vivian C. For my best friend Pasha // With Pasha’s permission, a series of his stories should follow. Or should I say, he was eager to share his story, and I felt that if I was going to write about the struggles and growth I’ve experienced this month, our stories…

我開始重新寫作，在兩天內寫了超過一萬字。我覺得開始寫作之後，一切的一切都好像成為了一條路。就算我的心底還是覺得很幼稚、覺得怎麼還在跟四年前做一樣的事情，但是這些年的經驗告訴我，即使我覺得我還沒有答案，即使我寫的時候總是覺得怕怕的，這些都是我的一部分，而且總會有人理解、有人共鳴。我想，或許我有種能力就是能看到不同脈絡中的壓迫與反抗的相似性，而我的社會學的背景與寫作經驗能把這一切紀錄下來。 好久沒有這樣寫作了。坐下來，開一瓶啤酒，然後打字的手從未停過。我甚至幾乎沒有停下來想，就這樣像一條河流一樣，傾瀉而出。我知道我仍在掙扎，我知道我們都還在這個路途上，但是只要當我開始寫作，我就知道我活著，而且我在創造意義。 在此，我想要分享我最喜歡的歌詞翻譯，是 Goodnight Nurse在2006的一首歌《Take My Hand》。 前方路途漫漫 而我痛切欲知 我們所為正確與否 質疑一再迴盪腦中 而我在極端間撕扯

有一陣子我以為我對所有事情都失去熱情。同時，我也發現我所有的時光都投注在同一件事情，然後我不知道除了社會運動與社會運動研究之外，我還有什麼。是跟Pasha不斷的對話當中，我才重新看到我自己原來還有這麼多珍貴的事物。有愛我的人與我愛的人，有我深愛的夥伴們。同時，我對社會運動研究的視角，開始看到了不同的層次。 我以前覺得，研究社會運動是為了理解我自己的處境，我為何痛苦、我們為何團結、我們為何受傷、而我們可以如何走下去。而當我找不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慌了。但是現在我看到這一切本來就十分艱難，而且這樣艱難的處境並非台灣或香港所獨有，而是跨越國界的。 我在來波蘭之前，就對跨國比較的研究很有興趣。但是我一直擔心談跨國連線是否一直是某種特權，會不會很容易談得很離地。而我現在覺得，是確實有這樣的風險。但是我也感受到，當對自由的嚮往不只是在我所經歷的此時此刻發生，我看到了很多可能性與力量。 還是很難啊。但是跟Pasha講出香港所發生的一切，以及我如何看這些事情，讓我覺得反而突然可以跟香港有一點距離了。談的時候還是很痛，但是我覺得我第一次如此誠實的面對這個經驗。當然不是第一次談，而過往的談論與思考也絕非白費，但是這麼從頭開始梳理，讓我看到我到底是站在什麼位置、經歷什麼事情。

在寫的過程中，我又一直在想，到底國家是什麼、國族認同是什麼、我們有可能可以選擇放棄國族認同嗎？我們怎麼分開政權與其人民？當公民這個概念在威權體制之下不存在的時候，國家成員對其政權所做之事有責任嗎？ 我記得在宿舍的 open-mic 活動，大家都可以自由上台表演、說故事、朗誦。在我上去彈完keyboard之後，Pasha上台分享他作為俄羅斯酷兒的故事。他講完之後，我們出去在秋日的雨夜走了好久。我沒有撐傘，連外套都沒帶，我們就像兩個少年翹課偷跑出來一樣，在細雨中相視而笑。 他跟我說，他覺得把故事說出來就是有力量的。他也知道在場有烏克蘭同學， 他也擔心他的在場會讓他們不舒服。但他說，”They are entitled to their emotions”，可是他還是需要講出自己的故事。並非每個人都支持威權政權，而事實上在威權政體底下，更多的是同樣受到壓迫的人。而他不想再壓抑自己的故事。 而我覺得他沒有錯。老實講，或許我說的輕鬆。我記得許多香港人在19 年到現在對於中國的仇恨。我沒有（很幸運沒有，希望不是還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仇恨，但是我大概見識過。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在擔心的是什麼。

作為一個與社會期望不同的人，要活得像自己，非常困難。但Pasha跟我說，大學校園總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而我也深深認同。而對我們來說，除了思考模式的不同，性別特質也是一個困難之處。尤其是對他在俄羅斯的成長歷程中，是非常創傷與壓抑的。但也是在討論的過程中，我也才發現我沒有如我所說的如此接納我自己。我仍然在焦慮。而且我痛恨自我表達，我不喜歡看起來不一樣，而是總希望在人群中隱身，只有我的文字與論述為我說話就好了。 有一天他與我們的另一個酷兒朋友見面，回來的時候有著大紅色與芭比粉的指甲油。他好開心，而我看到他的笑容我也很開心。他跟我說，那是一個對自己的提醒，告訴自己可以表達自己、可以不必遵循所謂陽剛氣質的期待。 而我看著他的指甲，我突然理解我一直說我過得很好，但我的低調也是一種自我保護。我知道我只要不動平胸手術，一輩子也不會看起來像男生，或任何中性的形象，所以我某種程度其實是屬於半放棄的狀態，而非真正接納自己。